 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圣哲相继出世，朗若日月，灿若群星。西哲雅斯贝斯称这一时代为人类精神的第一中心时代。该时代确立的精神原则一直被人类历史延续下来，并成为今天我们确立与巨大的物质文明相对称的第二中心时代的思想源泉。
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我们所尊敬的佛陀诞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恒河流域的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他姓乔达摩，名悉达多，父亲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因族姓释迦，所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据称，按照当时的风俗，摩耶夫人在十月胎满之时必须回娘家生产，当她途经迦毗罗城附近的蓝毗尼园时，在一棵无忧树下产下悉达多太子。
关于释迦牟尼的一生，我们所要关心的不外乎是这样三个问题：一、他为何要出家求道？二、他悟到了什么？三、他是如何教导世人的？
释迦后来回忆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时说：“我举止文雅，生活非常奢华，接受过极其谨慎的培养。”他的衬衣、内衣、外衣全都是用绢帛制成的，白天头上还有伞盖遮蔽。父亲净饭王为他建造了供夏季、冬季和雨季三个不同季节居住的宫殿，宫中美女如云，极尽人间之奢靡。作为王位的继承人，释迦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严格的武艺训练。如七岁起开始学习“五明”：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同时还学习“四吠陀”：养生之法的梨俱吠陀、祭祀祝词的沙摩吠陀、兵法研究的夜柔吠陀、咒术文献的阿闼婆吠陀。这些都是当时印度的最高学问。从十二岁起，释迦开始练习武术，具有强健的体魄，佛经给他描绘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虽然出于后世弟子对尊敬的伟大导师的颂扬，但他毕竟具有英武的气质和领袖的风度，这一点连邻国的频婆沙罗王都钦佩不已。
年轻的悉达多太子是父亲净饭王的希望、是整个释迦族的希望、也是迦毗罗卫国的希望。但是，这位众望所归的太子为何放弃炙手可热的王位，而最终作出了出家求道的选择？
 释迦出家的动机，传说中有所谓“四门游观”之说。锦衣玉食的悉达多太子有一次到城外郊游时看到一位头白背偻、目瞑身栗、柱杖行走的老人，不禁联想：他是现在忽然变老的呢，还是他生来的命运就是如此？世间芸芸众生，是他一个人会衰老呢，抑或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这个老患？在另一次的出游中，他看一个垂死的病人睡在路边，此人身瘦腹大，呼吸急促，手足如同枯木，眼里流着泪水，口中不住地呻吟。太子不禁又问：世上病人就只有他一个呢？抑或是人人都不免要生病？第三次出游，太子见到四人抬着一口棺材迎面走来，跟随的人蓬头垢面，嚎啕大哭。太子不胜感慨：人为何要死呢？死是人生的结局，人凡是有生，最终必定有死，男女老少，谁也躲避不了。在第四次的出游中，太子遇到一位离开家庭束缚、追求自由解脱大道的沙门。于是，他便作出了寻求解脱之道的决定。
 四门游观是关系到释迦出家动机的象征性说法。释迦是一位感情细腻并具有内省气质的青年，自小便会注意到生、老、病、死这种人生的根本苦恼。特别是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在产后的第七天便离开人世，幼小的悉达多只能在姨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这种经历肯定会促使这位青年哲学家更早地去思索人生的本质，探求人生的真谛。因此，对于敏感的悉达多太子，只要一想到人生的衰老、疾病、死亡以及世间的无常，纵然身边美女如云、皓腕如雪，纵然整天锦衣玉食、对酒当歌，纵然未来位登大宝、号令天下，但那终究不过是骗人的假相、过眼的云烟。所以他再也没有心思去享受那些不真实的、短暂的、庸俗的、自私的五欲之乐。
 当然，除了精神上的苦恼，他的出家还应当同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释迦所处的印度如同中国的春秋战国一样，正是群雄并起、相互兼并的时代。当时印度有“十六大国”并存，其中的皎皎者有摩揭陀国、拘萨罗国、跋耆国、伐蹉国、阿
提国。在十六大国称雄争霸的时代里，势单力薄的释迦族只是西部强邻拘萨罗国的属国，时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作为弱小部族的王位继承人，如何让自己的国家走出困境是悉达多太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他内心充满烦恼的另一原因。据说释迦出生时，有位名叫阿私陀的仙人曾给他看过相，说他如果在家继承王嗣，必然会成为勇猛善战的“转轮圣王”，统领四天下，广布善政，使五印度的诸王都望风乞盟；如果他出家修道，定能成为最尊贵的“佛陀”，具足一切神通智慧，为天人师，化导三界无量众生。
 “转轮圣王”和“佛陀”的预言折射出弱小的释迦族在群雄争霸的战争中渴求生存的愿望，同时也说明悉达多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世俗的，即成为转轮圣王，充当社会的领导者；另一条是出世的，即成为佛陀，作为精神导师的圣者。何去何从，这恐怕同悉达多本人先天的内省气质和禀性有着极大的关系。
他知道，诉诸武力是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的。即使自己成为大家期望的转轮圣王，也只能暂时拯救自己的国家于一时，不可能改变全人类的现状，免除全人类的苦恼。因而，只有放弃武力走圣者的道路，才能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法。我想，这才是他为何从形而下的武力至上的霸道转入形而上的以人为基点的正道的原因所在。
那么，形而上的圣道为何一定要以“出家”的方式实现呢？或者说，他的“出家”是世人所理解的消极遁世吗？对此，下面的事实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
 在古代印度，出家作为人们追求哲学和思想、探求“真实”的方法是非常普遍的。正如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所说的：“希腊的文明产生于用黏土建造的砖屋里，而印度的文明则产生于森林之中。”处于热带地区的印度人当然会将凉爽、茂密、寂静的原始森林当作锤炼思想、研讨学问、探求人生真谛的理想去处。森林深处虽然荆棘丛生、猛兽出没，但却正好可以借此摆脱五欲的诱惑和束缚，从而真正地静下心来省察人生，把握真实。
 大约在《奥义书》时代之前，婆罗门等贵族阶层的人就通常把自己的人生划分为四个时期：梵和期、家居期、林栖期、游行期。梵行期即求学期，指的是从七、八岁开始拜学问最高的婆罗门为师，大致学到二十岁左右。之后回家结婚，即家居期，主要任务是主持供奉先祖之灵等祭祀以及养育家属。这个时期大约为三十年。在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便进入林栖期，进行认真的省察，完成自己的思想。此后的游历期也称遁世期，即在完成修行之后走出森林，身无一物而四处托钵游历，传播自己的思想。从上述四个时期的确立来看，释迦牟尼的出家求道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实际上他只是将人生的第三个时期提前到第二个时期的中期。
 那么，他的出家是不是对当时风俗的简单效仿呢？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出家具有一种独立的主体性，也可以说是他生命深处的主体意向。他所追求的是要摆脱生死这种根本性的苦恼，而不是象一般仙人希求生天的庸俗的目标。 对于释迦牟尼的“出家”，我们还可以联系印度社会的“四种姓”制度来加以考察。四种姓制是森严的等级制度，最高等级的婆罗门（祭祀阶级）不能与刹帝利（武士、王族阶级）、吠舍（从事商业活动和农业生产的人）、首陀罗（土著民族的奴隶）通婚，甚至不能同处一室。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佛教具有的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显然，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实现自己的平等理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选择了出家方式，组织了独立于原有体制和文化之外的僧团，以此实现自己新的哲理和思想，并反过来影响体制内的人。
当然，如果我们再联系释迦选择文明程度最高的摩揭陀国作为求道之地这一事实来看，其“出家”的动机似乎就更加明确了。按佛传记载，释迦牟尼出家的时间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十九岁，另一种说是二十九岁。此前，十六岁时他已和邻国天臂城主善觉王的长女耶输陀罗公主结婚，生下王孙罗
罗，即在重新培养出王位继承人之后，才正式踏上求道之旅的。一天夜里，他摆脱了王宫森严的戒备，带着一名叫车匿的侍从，骑着爱马犍陟，告别了迦毗罗城。他先取道拘利国，再由此南下，渡过阿诺摩河，遣走侍从，独自一人以托钵行乞的姿态经末罗国和跋耆国，义无反顾地朝着目的地摩揭陀国进发。 释迦时代，婆罗门阶层的权威已开始动摇。相反，由于商业的发达，商人成了拥有巨大资产的富翁；另外，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刹帝利阶层的权威提高了。他们逐渐取代了仅会主持祭祀的婆罗门种姓，掌握着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命脉。这些活跃起来的刹帝利和商人被称为“长者”，他们开始大胆地向婆罗门的权威挑战，直接地和婆罗门展开哲学上的交锋，致使在教义上被折伏的婆罗门开始请求他们的指教。流传后世的“优婆尼沙昙”的哲学和思想便充分体现了这种新兴势力的精神面貌。
就在这思想激荡的时代，就在这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摩揭陀国，释迦牟尼展开了他那艰苦卓绝的求道历程。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佛教从根本上讲是积极入世的，是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看到，在否认婆罗门传统权威并从其教义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的自由思想家——“沙门”的行列里，有着释迦牟尼活跃的身影。在这场划时代的思想变革大潮中，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沙门瞿昙”，将他视为革新思想家中的一员，虽然他始终站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上追求生命本质的觉悟。
 据巴利语的《经集》记载，释迦来到摩揭陀国之后，立即引起频婆沙罗王的重视。这位目光敏锐且具慧根的国王打算赠给释迦大笔的财富，要求释迦指挥他的军队，甚至以国相许，但是释迦的道心丝毫不为所动。在会见频婆沙罗王之后，释迦便拜阿罗蓝和郁陀两位仙人为师。这两位都是当时水平最高的禅定家，前者获得了所谓“无所有处”的禅定境界，后者获得了所谓“非想非非想处”的禅定境界。然而，释迦很快就发现，他们的学问不是以解决人类生死苦恼为最终目的，不是究竟解脱的法门。于是决定抛弃禅定，走进尼连禅河畔伽耶山附近舍那村的苦行林，加入到苦行者的行列中。
释迦所修的苦行令人叹为观止，据说他修到后来变得目陷鼻高，颧骨显露，身形消瘦，面目全非，只剩下骨头和皮。他每日只吃一点果品或豆类，后来竟然到了日食一麻一麦的程度。他曾修习停止呼吸的苦行，冥口塞鼻，耳中发出轰轰的巨响，额头如同锐剑在剌、皮鞭在抽。在修习苦行前，释迦已用五六年时间妨师问道，之后的苦行又花了五六年时光。在苦行的第六年，他终于觉察到这种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他自负地说，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都不会有像他这样进行严格苦行的人，但是即使继续进行这样彻底的苦行，也不可能达到最高的觉悟。因为苦行的哲学基础是以肉体为肮脏，而以精神为洁净，认为只有毁损肉体、摆脱肉体的束缚才能使精神得到解脱。显然，这种将精神和肉体视作对立的二元论并不符合佛教色心不二的立场。
 放弃苦行的释迦走进尼连禅河，洗去身上的污秽，但因体力过度衰弱，只好攀着岸上垂下的树枝爬上岸。这时，在河边放牧的牧女善生送给他一杯乳汁。喝完乳汁后的释迦渐渐恢复了体力，于是走到伽耶山边的一棵枝叶繁茂的菩提树下，默默地思索解决生死的方法，由此而得出对生命的正觉。
证道后的释迦曾对自己出家前以及修行中的思想行为作出深刻的反思，指出世上有两种极端，修行者不可偏向其中的任何一边。一是随心所欲，沉湎于五欲的快乐；一是醉心于折磨自己。这两种极端都是卑贱的、低级的、愚昧的、无益的。显然，他将出家前王宫中的奢华生活和出家后的苦行实践都看作不可取的极端，并宣称只有抛弃享乐主义和苦行主义这两个极端，才能悟得“中道”，由此获得智慧和觉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