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一词在古代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用墨钩勒的线条，如宋沈括《梦溪笔谈》称黄筌等人的画“不见墨迹”，即不见画上的墨痕。另一层是指手书的原本，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法”。唐张籍《张司业诗集》中有这样一句话：“学书求墨迹，酿酒爱朝和”。在第二层意义上，墨迹又往往称作“笔迹”、“书迹”等。《南史?萧子云传》说：“其书迹雅，为武帝所重。”

原则上，凡是书法作品，都可以称作“墨迹”、“笔迹”或“书迹”。但是，在日本，“墨迹”一词时常被用来专指僧人的书法，尤其是禅僧的书法。如果再准确一点，该词原本是指中国禅宗临济宗杨岐派禅僧的书迹。据日本学者今枝爱真研究，日本最早使用“墨迹”一词大约是在镰仓时期，仁治二年（1241）圆尔弁圆从中国带来的书籍目录《普门院藏书目录》中就记有“古人墨迹”。

日本如今保存最早的墨迹是圜悟克勤（1063－1135）的作品。克勤活动的年代是北宋和南宋之交，与宋四家的苏轼（1036－1101）、黄庭坚（1045－1105）、米芾（1051－1107）等处于同一时代。他以所著《碧岩录》而博得禅宗史上应有的地位，并从徽宗受赐“佛果禅师”称号。但是，他在书法史上却没有苏轼等人幸运，未能在中国主流书法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就他现存的书法作品来看，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甚至可以说同四大家不相上下。非但如此，保存在日本的中国禅僧的墨迹基本上都不见于自己的故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书法的憾事。幸而“礼乐”失尚可求诸野。

中国禅僧的墨迹是怎样传到日本的呢？总体来讲是伴随着禅宗的东传而传播的。一方面，由大批入华日僧归国时与经卷、法器等一并带回；另一方面由东渡日本的中国禅僧携带或自己创作的。北宋160余年间，入华日僧较少，经高楠顺次郎和西风虎之助等人多方搜罗，名留史册的也不过20人左右。南宋中叶以后，入华日僧突然增多，人数不下一、二百人，大都前来传承禅宗。此后入元日僧也多达220余人。禅僧们将所得的墨迹带回国后，一般都作成书轴，挂在禅室的墙壁上，作为修禅的机缘。日本后世的壁龛中张挂书画的风气即来源于此。宋元时期，东渡日本的中国高僧也都能书善画，如兰溪道隆（1213－1278）书法张即之，无学祖元（1226－1286）师承米芾，一山一宁（1247－1317）“善书翰”尤长草书。明朝末年，义不食清粟的明室高僧也纷纷亡命日本，继临济宗和曹洞宗之后又带去了日本禅宗鼎足而立的又一派别――黄檗宗。其中，隐元与弟子木庵、即非等也都是书坛上的荦荦大者，世人称他们三人为“黄檗三笔”。

现代意义上的日本茶道正式形成于16世纪。在这百年的历史中出现了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等三位“大茶人”。他们被视为茶道的开山、先导和集大成者。也正是从村田珠光这位开山之祖起，禅僧的墨迹走进了茶室的壁龛。

村田珠光（1423－1502）11岁时至奈良称名寺出家，20岁时因厌倦出家生活而还俗，此后10年四处漂泊。30岁时至京都投著名禅宗僧人一休宗纯门下习禅。一日，珠光用自己心爱的茶碗点茶，一休突然从旁以铁如意棒击碎他的茶碗。珠光不动声色地说了声“柳绿花红”。对此，一休予以高度赞赏，并在去世前将自己珍藏的圜悟克勤的墨迹传给他作参禅悟道的印可状。珠光将这幅不可多得的墨宝挂在自家茶室的壁龛上，终日对此思悟禅与茶之间的关系，终于悟出“佛法存于茶汤”的道理。这便是“茶禅一味”思想的先河。

禅与茶道的结合，固然有僧人是茶文化传播者这种客观的历史背景，但禅与茶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应当说更为重要。这种现象并不是日本所特有的。中国禅宗也有相应的十分生动的例证。唐代赵州从谂禅师问一位外来的僧人是否到过他这里，对方说曾经到过，他便吩咐：“吃茶去！”某日又一位僧人到来，赵州同样问他是否来过，对方回答没来过，他也吩咐：“吃茶去！”站在一旁的院主对此深感不解，问赵州为什么让来过的和没来过的都去吃茶，赵州便喊了一声：“院主，吃茶去！”僧人待客以茶，似乎并不仅仅是以茶解渴，其中当另有深义。日本的茶道脱胎于禅这一母体，茶道理念中的“和、敬、清、寂”就是禅所要达到的理想境地，也是禅僧的墨迹乃至书法创作的最高追求。在茶人们那里，茶道过程的一举一动无非都是禅理的自然流露。在这个意义上，茶道就是禅的生活化。正是因为禅、茶道、墨迹三者的最高境界是相通的，所以墨迹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禅和茶道之间的中介。